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研究的优势在哪里？

      2000年，四校合并之初，浙江大学经济学科在全国高校排名大约在11、12位。2004年，浙江大学经济学科在全国高校的排名已经上升至第6位。其中，理论经济学的排名上升至第5位。根据武书连的大学排名榜，2004年至今，浙江大学经济学新学科的排名，连续三年位据第1。

    经济学排名浙江大学之前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有着50年以上悠久学科传统的老牌经济学研究重镇。而浙江大学的经济学科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才建立的，其前身是杭州大学经济系。浙江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究竟有什么优势呢？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最近几天，看到邹恒甫教授给教育部周济部长的公开信以及他今天新写的博文（附后），我才意识到问题所在。浙江大学经济学研究的优势原来那么简单——

    第一，浙江大学的经济学人讨厌官场文化，以直言率真为荣，以舞权弄术为耻；

    第二，浙江大学的经济学人淡薄名利诱惑，以追求学术为荣，以沽名钓誉为耻；

    第三，浙江大学的经济学人豁达宽厚，以求同存异为荣，以钩心斗角为耻。

    第四，浙江大学的经济学人有容乃大，以渴求英才为荣，以妒忌猜疑为耻。

    以上四荣四耻体现的是浙江大学经济学研究之“人和”，“人和”才能得“天时”获“地利”。我真心希望浙江大学的每一个经济学人珍惜这一宝贵的学术氛围，让浙江大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净土。让我们为中国经济学的崛起奉献自己的全部热情与才智！

    附： 

我必须说话以捍卫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尊严、权利和自由

邹恒甫 

    常崎，你要我走？Gary(徐信忠),你要我走？善利你要我走？正飞，你要我走？厉老师，你要我走？王其文老师，你要我走？李久兰老师,你要我走？说的大声点，说清楚点。维迎,是你要我开路!我真在光华呆时,你后来是多么地不爽啊!我不想说出你低水平的苦衷.

    1998年年底,你们把我请来,不就保证了主要是让我牵头办一个数理经济学的研究生班吗我办得多风光！维迎你表扬我到天上去了啊．我从不满足我的舞台：我在光华想做事啊，你们是两边都给我设置障碍啊，从不让我把硕士生扩大到三十人．现在还只是可怜的十五人．我只好到昌平去当本科一年级班主任，而要管教学的副院长朱善利帮我开车．而你们有谁愿意干我最愿意干的事？善利，我委曲你了：让你开了许多次车啊．后来，你们连本科生的班主任也不让我当啊:说我把所有课都用英文原版教材讲,上得太深,砸了好多老师的饭碗......

    为什么要谈钱啊？１９９８年我到北大的第一个月，维迎只给了我三千元人民币．我是非常感激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是到处讨钱或用自己的钱在武汉大学办学（１９９２－１９９９）：你们有谁做到了？怪哉：真正出了一个活雷锋!

    王亚飞,你有什么权利赶我走？你还代表光华在外面搞答记者问！你甚至不是光华正式的教师，好不害臊！你从1999年起就在破坏厉老师的院长职位.你在饭桌上叫我和涂平学会搞政治，帮维迎搞到正院长职位。我会听你的？涂平都不听你说! 涂平说,绝对不钻当院长这一狗洞!我坚决同意!你算什么？曹远征在1999年就警告过你:不要跟人品有问题的人搞在一起.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维迎一定要当正院长？活活地把光华折腾成两大派系．悲剧啊．１９９８年，我们两个人讲好了：我管宏观经济学，你管微观经济学．是你维迎活得忘了自己是什么了，是你维迎不想干培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才的苦差事啊．而我从１９８７年到现在二十年是从来没有变！我只好把自己的精力多放点到武汉大学的ＩＡＳ．当然，我还把时间尽量地挤出来免费地为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我难道还对不起中国人民?

    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地为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 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而从2001年起,世界银行要我每年必须到中国教书两到三个月,不发工资并不提级. 这里的苦衷你们也知道：世界银行也怪我成天到中国办学不给世界银行多干非洲国家的事!我的工资和福利至少减掉(税后)八万美元.我去年夏天一次讲座也没有在社会上作过,而我前年一年仅仅在北京给青岛的中层干部作了唯一一次报告.他们给我两千人民币,我都给他们买了阅读资料.他们非常奇怪地问我,为什么光华的其他老师收那么高的讲课费.我说他们还没有脱贫.由于许多人通过我打听他们的收费标准,我才知道张维迎一次讲座收费有时是税前五万元人民币.我到苏州大学免费作报告,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定要给我上万元的人民币,我是坚决不要.他们说,光华的周春生给我们讲课,一小时一万人民币.我吓了一跳: 我马上打手机给春生,要他和张维迎讲良心.我们都是农家子弟,怎么能如此地剥削中国人民.我在世界银行是扶贫的,我已干了十八,九年了.我们世界银行给Nobel奖的大经济学家的(三小时)讲课费也只有三千美元!这维迎和春生的道德和良心在哪儿呀?

    我对所有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了.不跟我学的学生在美国申请博士奖学金,我是最帮忙的:如今年北大的沈吉(复旦本科)到耶鲁,清华的杨明(南京大学本科)到普林斯顿,复旦的张爽到康乃尔,我都是从世界银行打电话给许多学校外国的教授（中国籍的教授好说服）,高度地表扬他们的成绩.我武汉大学的学生,许多人不争气去投行, 我现在这几年都让他们去比较差的学校了.

    最为重要的是:我在北京大学呆的时间比许多光华流动教授们多多了!

    你们许多正教授在光华呆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助教授和副教授不可能到处跑,因为他们没有tenure).不信,请您问光华的前副院长朱善利和现任副院长武常歧.你们还开后门搞学位班,拉政府官员当兼职教授打钱……这些我是不好意思说多了.请派一人去海淀税务局查一下便一目了然了.

    在美国,学院的院长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吗?!美国的学院院长是服务员！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Nobel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对我,梁小民,何帆和全中国人民说过了:他当院长时，他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服务员．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在哈佛念博士时（１９８３年开始），他先是我的年轻的系主任，然后是我的年轻的院长．有一天下雨，他把雨伞给了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而他自己淋雨．后来有一次，他当院长后，在路上看见我穿的衣服太少，他在第一时刻便把他的西服扔到我身上．这也是他的风格：每次上课时，他都把西服扔在（不是放在）地毯上．你们这些院长大人连包都要别人拿!维迎,你还记得在中山大学的话吗:恒甫是绝对不给人拿包的．请问，有那一位Nobel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在中国要别人拿包？